开云体育- 开云体育官方网站- APP 最新20252026年“两会”中的法学家在关心什么？

2026-03-16 18:20:50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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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规划目标最终要落地实施，要靠人力、财力、物力等各类资源的实际投入予以支撑。草案明确要求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以支持实施规划的重大战略任务，并建立相应的动态监测评估制度，将监测评估结果作为加强和改进规划实施的重要依据。规划的落地不仅依靠政府的公共资源投入，还通过积极引导社会资源参与，充分调动市场主体和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形成了政府引导与市场配置相结合的多元化资源保障格局，有力增强了规划实施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动力。（来源：“重庆人大”微信公众号）

　　为此，他认为首先要强化法制与监管，筑牢公平竞争防线。具体来说，要深入实施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与政策，常态化监管平台经济领域“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算法共谋、恶意屏蔽等行为；建立跨部门数字化智慧监管体系，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提升隐蔽性垄断识别预警能力；完善举报投诉与执法响应机制，鼓励行业自律，形成多元共治格局；清理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让大、中、小企业共生发展，形成良好企业生态。

　　我国自1979年颁布环境保护法（试行）以来，已形成由30余部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上千件地方性法规构成的庞大生态环境法律体系。但由于立法时间跨度大且相关法律分属不同法律部门，导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着力建构的生态环境多元治理体系运行受阻；不同立法的价值取向和立法目的不统一，导致法律规范之间的矛盾、冲突、空白并存，企业和公众“找法”困难，执法和司法也常面临依据不一、无所适从难题，无法满足保障生态安全、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时代需求。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编纂生态环境法典的重大政治决策和重大立法政策，其根本驱动力在于以习生态文明思想和习法治思想为指引，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领域长期存在的深层结构性矛盾，通过对现行生态环境立法的系统整合、编订纂修、集成升华，形成一部逻辑自洽、协调统一的基础性法典，明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统一价值目标、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责、公众参与”的多元共治体系、建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法律秩序，促进形成“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法律机制，实现“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不仅向全社会传递了生态环境保护红线不可逾越的清晰信号，也为打破藩篱、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统一的价值引领和法治保障，极大提升法律的可及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2023年11月正式启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从2025年4月到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生态环境法典草案进行了两次全面审议、两次分编审议，每次审议后都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同时采取调研座谈、定向征求意见等多种方式，广泛、多层次、多方位听取各方面的立法意见建议，认真研究、充分吸纳来自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合理观点与主张，体现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过程。2025年12月26日，第十四届全国人大第十九次常委会决定，将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提请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总体来看，我国刑事司法实务遵循了刑法谦抑性的逻辑。民营经济促进法等法律以及相关政策的出台，对于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利、优化营商环境具有正面推动的效果。同时，也应当注意到，一个刑事司法上不当的判决，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导致民营企业家丧失信心，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恶化。基于趋利性执法、完成办案指标等各种考虑，动用刑事司法力量侵害民营企业家或民营企业权利，破坏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情形仍然在一些地方存在，尤其在某些类型的经济犯罪、行政犯罪中，民营企业容易受到刑事司法的不当打击，这是难以否认、亟待重视的现象。因此，为了保护民营企业、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谦抑的、正确的刑事司法理念必须得到贯彻。

　　周光权：我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出发，首先，对案件的预判不能偏离一般的社会生活经验，否则，相关结论难以得到公众认同。为此，需要从常识出发判断对有些民营企业家定罪是不是合适。例如，民营企业基于对行政机关决策或答复的信赖，以为某种行为合法而实施该行为的，不宜作为犯罪处理。例如，某些民营企业实施的“以探代采”的非法采矿行为，地方政府一直允许行为人实施，行为人很难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违法，对其定罪与公众的社会经验有所偏离。此外，有的采矿行为比如越界开采或者超层开采，如果被告人提出紧急避险的抗辩，即不实施这样的开采行为就可能引发塌方，导致矿工陷入生命、身体的危险，就需要认可该行为具有阻却违法的性质，肯定其合法性，否则，司法的逻辑就可能违背民众所认同的常识或常理，得出有罪结论就是不合适的。

　　例如，刑法第225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是民营企业容易触犯的罪名，其构成要件的要求是比较明确的，即实施非法经营行为，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才能构成本罪。如果某种行为不符合行为要件的规定，自然不能成立本罪。例如，对外汇交易要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必须先确定其是一种经营行为。所谓“经营”，是指经营方以提供商品或服务实现营利目的的业务活动、职业活动，此时，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营利目的是不言而喻的，没有营利目的的行为根本不可能是经营行为，也不可能是变相买卖外汇行为。

　　再比如，基于刑法谦抑性的考虑，应当严格按照单位犯罪的构成要件，对民营企业工作人员的犯罪和单位犯罪做区分，不能出于趋利执法的考虑，为追求高额罚金，而错误地把民营企业负责人或业务人员的个人犯罪不当地认定为单位犯罪。这主要是单位犯罪在构成要件方面有特殊要求，即同时要求该自然人的行为体现单位意志且为了单位利益实施，否则该个人行为不能“升格”为单位犯罪。因此，在实践中，为了保护民营企业发展，避免因为一起刑事案件“搞垮”一个企业，就不能仅因自然人的行为符合其中一个条件就认定其为单位犯罪。一方面，在无法证明犯罪行为是单位意志的情况下，不能认为单位员工的行为只要是为了单位利益而实施的，就视为单位犯罪。因为这样就会导致直接将自然人犯罪的意志转化为单位的意志，简单地将单位成员的过错归咎于单位而让后者承担连带责任，这不当地扩大了单位犯罪的处罚范围。

　　再次，要审查行为的法益侵害性。对有些涉及民营企业家或者民营经济的案件，司法机关在办案时需要仔细审查保护法益有没有被侵害。现在有的案件办得明显不当，主要是对法益侵害的确定不当。比如，民营企业申请贷款的资料虽有虚假的成分，但是，其有真实的担保的，金融机构在发现这个收不回来时提起民事诉讼，法院通过执行担保物就能够抵偿银行贷款的，银行就没有损失，涉案的民营企业及其负责人就不可能构成骗取贷款罪。如果实务中把贷款当中有瑕疵，甚至连贷款担保很真实，只是部分手续作假的行为都认定是犯罪，借款合同中当事人违约的民事案件成立空间就被大幅度压缩。

　　最后，要考虑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和刑法自身的特殊性。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是两种不同的手段，刑事处罚非常严厉，行政处罚所针对的违法行为相对比较轻微。违反行政管理规范=行政违法性；违反行政管理规范+符合（实质的）构成要件+造成法益侵害+不存在违法阻却事由=刑事违法性。刑事违法性的成立要求更高、判断标准更严格，司法上要进行过滤。但要认定其是否构成刑事犯罪，还需严格按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判断该行为是否符合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来源：羊城晚报）

　　具体来说，一是明晰商事调解性质定位，确定商事调解组织专业化、市场化运行发展方向。二是规范商事调解收费标准，实行“合理定价、自愿有偿”原则。三是优化商事调解分案流程，推行“自愿协商+随机摇号”机制。四是健全调解组织名册管理，编制由53家商事调解组织组成的上海法院特邀商事调解组织名册。五是强化法院对商事调解的支持，优化商事案件诉调对接机制。六是深化数字改革赋能，探索运用司法数据、AI技术助力识别和防范虚假调解。

　　2025年6月，为了撰写关于专门教育和专门矫治教育工作的研究报告作为社情民意信息报送，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我与多位地方专门学校的校长进行了访谈、倾听来自基层一线的声音，同时也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厅、地方政法委综治督导处的及相关领域专家学者请教。同年7月，我还利用主办“中美法政学者对话”的机会，陪同来自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多所美国高校的学者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参访，与院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专门就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展开研讨。

　　作为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委员，2025年9月，我跟随全国政协“落实专门矫治教育规定，强化青少年犯罪预防和治理”调研组，赴青海省西宁市、海北藏族自治州、海东市，围绕依法规范和加强专门矫治教育工作、未成年人保护及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等开展调研。走进青海省未成年犯管教所、两所专门学校及救助服务站，我发现，专门矫治教育不仅能矫治不良行为，还具有很好的社会预防效果，能够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之后，我提出建议，要明确专门学校的定位，一方面，要平衡教育理念上“柔”和“严”的冲突；另一方面，对于专门教育与专门矫治教育在实践中的混同，要进一步明确界定标准和操作细则，规范专门学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