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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1-05 06:34:32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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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讨会立足实践经验,依托自2024年起由阿里巴巴公益与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共同发起的生物多样性农业项目。该项目以毗邻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候选区钱江源园区(下文简称“钱江源”)的开化县苏庄镇唐头村为试点,探索如何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融入国家公园社区的农业生产之中。在过去一年中,项目聚焦农业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监测、生物多样性友好型农产品开发,并积极搭建国家公园社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价值桥梁,系统评估地役权改革后的农田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的成效,依托生境营造丰富区域景观多样性,组织社区居民和公众志愿者广泛参与,建立在地解说体系,支持生态水稻产品价值实现。
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常务副局长汪长林在致辞中强调:“社区不仅是保护的对象,更是保护的力量。”近年来,在多方协作下,钱江源在集体土地地役权改革、特许经营品牌建设、全域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等方面,开展了系列实践探索。同时,通过引导社区参与自然教育、生态巡护和科普解说,支持居民发展与国家公园保护目标相一致的生态产品,不断探索生态价值转化路径。面向未来,汪长林副局长强调将持续推动国家公园与区域协同发展,动员政府与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构建多方共建、利益共享的长效机制。
企业公益可以在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社区协同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通过长期投入和机制创新,助力构建可持续的公益生态体系。阿里巴巴公益总监明宏伟表示,公益始终是阿里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17年成立乡村振兴基金以来,集团持续派遣资深员工作为“乡村特派员”,深入县域一线,推动产业、科技与人才发展。在钱江源,阿里与山水携手,共同聚焦“生物多样性友好型农业”,通过开展生态监测、产品研发等实践工作,推动了国家公园保护与社区发展的良性互动。
张玉钧教授强调,理想的国家公园社区发展模式在于推动和谐社区建设,其核心是构建社区与国家公园之间互为条件、相互依存、协同发展的良性关系。为实现这一目标,需建立由政府、社区组织、专业机构等多方共同参与的多元协作体系,并以此为基础,通过发展生态农林业、开展自然教育与生态体验、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等方式加以落实,从而推动社区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深度融合。结合武夷山国家公园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的转型实践案例,张玉钧教授进一步强调,科学的评估方法与系统应对产业培育等挑战,是实现社区保护与发展协同的关键所在。
复旦规划院生态环境分院自然教育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雍怡老师分享了“基于适宜性评价的自然教育空间布局和内容设计——从钱江源到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探索”。基于钱江源自然教育系统规划和实践,团队总结出三条指导性经验,一是需要基于资源调查进行解说主题框架顶层设计,并以此统领后续自然教育设施、人员、媒体的所有相关工作,二是自然教育的空间布局设计需要体现资源时空分布特点,突出保护地个性化和在地化的设计,三是总结了一套国家公园自然教育系统规划技术路线,为类似工作提供参考。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王朗片区,团队进一步探索如何通过科学的空间布局实现严格自然保护和开展访客自然教育之间的平衡,通过构建包括生态环境敏感性、解说资源禀赋、解说设施支撑三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对解说系统的空间适宜度进行科学评价,并以此指导解说路线、点位和内容的系统设计,并为不同访客群体“量身定制”路线主题,实现兼顾生态保护与访客体验的国家公园解说系统设计。雍怡老师表示,自然教育作为链接国家公园与公众的情感和认知桥梁,应当在适宜的空间,以多元而独特的方式,呈现出国家公园最具代表性和保护价值的资源禀赋。
自然与企业经济活动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关系,全球高度依赖于自然的经济规模约58万亿元,体现出人类发展对生态系统的深度依存。与此同时,生物多样性丧失已成为全球重大风险之一,而社会资金参与保护仍面临商业模式不清晰、政策激励不足、价值核算缺乏制度支撑等多重制约。为应对这些挑战,全球央行和监管机构已将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纳入评估监管体系,我国也已出台涵盖40余项生物多样性产业和项目的绿色金融标准,并通过建立生态敏感活动负面清单、挖掘生态旅游等,推动金融支持国家公园建设,形成“保护+收益”的发展模式。
结合国家公园建设的目标,山水在钱江源、三江源与大熊猫国家公园等地区,开展了若干以社区为主体的实践案例。在钱江源地役权改革的背景下,项目团队通过科学监测证实不施加化肥、除草剂并限用农药的生态友好型农田中生物多样性更丰富,团队据此推出“生物多样性友好大米”,将保护成果转化为社区产品,带动村民增收。在三江源的嘉塘草原,当地妇女以高原特有物种藏狐、兔狲等为主题,创作毛毡手工艺品并成立合作社,年收入超过了20万元,探索出高原牧区多元生计发展的路径。
高田坑村在特许经营协议的规范下,形成了以星空资源为核心的生态体验产品,完成了从“空心村”到“星空村”的转变,吸引了大量长三角客群。唐头村依托农村承包土地地役权改革的政策创新,可持续地引导社区居民参与生态种植,在取得保护成效的同时开发生态产品。齐溪镇对下属各村进行统筹和差异化定位,打造“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高质量旅游服务,创造了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源头里村引入自然教育机构,以“村落即课堂”为理念,将社区转化为开放式研学空间,促进多方获益,村民保护意识也得到提升。
“森林集野”的产品包括“无塑低碳”的PHA 随身杯、大象便便本、大象便便有机营养土、长江中下游本土种植包盲盒等,除此之外,森林集野还链接保护地与公众,开发了产自高黎贡山脉的咖啡和白茶,来自于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的蜂蜜和蜂蜜硬糖,新疆阿勒泰的沙棘汁,以及获得森林管理委员会(FSC)认证的森林友好日用抽纸、裸装本、木质冰箱贴等。围绕品牌,红山动物园还开展了多场线下活动,呼吁多方共同探索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
在生态修复上,蚂蚁森林9年累计种下6.19亿棵树,种植总面积达645万亩;据测算,5年造林项目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为113.06亿元;生态经济林建设孕育了沙棘果汁饮料品牌,促进生态助农。在生态保护上,蚂蚁森林截至2024年底在全国设立了34个公益保护地,累计保护面积超过4,900平方公里,产生了生物多样性成效、生态系统服务成效、社会及文化成效,还促进了社区受益;关坝森林公益保护地的蜂蜜品牌是典型案例之一。蚂蚁森林还与合作伙伴推出沙棘火锅、大猫·森林联名商品、神奇物种口罩、早安茶等产品,以期影响更多社会公众。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一级巡视员晁世海介绍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工作的相关探索。在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期间,青海省委省政府明确要求“建立特许经营机制”,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下一步,三江源国家公园将以健全特许经营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为目标,以落实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和收益分配为关键,坚持以创新的思路、改革的办法不断探索特许经营、生态旅游、联动带农转化路径,促进国家公园原住居民增收,以实现生态生产生活“三生”共赢。
举例来说,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鹦哥岭片区的鹦哥嘴,已设置3条自然步道,开展6类自然主题、每年至少5场的自然教育活动,超过12人次的本地护林员深度参与。在南开乡的牙佬营地,与营地主理人合作开发自然教育课程和教具,已开展12场自然教育活动,带领公众深度体验黎族文化,并进行水源地清洁的志愿服务活动。通过持续开展多样化的自然教育实践,松鼠学堂既提升了公众对雨林生态与当地文化的认知,也为护林员提供了展示与交流的平台,增强其与家乡认同感;同时,相关传播效应亦带动了社区与企业的收入发展。
阿里巴巴高级风控专家马芳介绍“绿网计划”公益项目中针对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的行动。随着互联网的兴起,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由线下逐步转到线年,阿里安全、阿里公益、百度安全联合发起 “绿网计划”公益项目,阻止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作为其覆盖的领域之一,核心是由“堵”到“疏”、化“风险”为“教育”。此干预机制围绕三种核心工作逻辑:一是拦截高危搜索,引导潜在违法者至科普页面;二是针对灰色地带风险进行风险提示;三是主动出击,在风险发生之前进行科普宣传。自启动以来,系统已精准屏蔽了超过2382.6万次与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相关的违规搜索请求。马芳倡议大家共同参与,通过一键举报、科普共创等形式,为净化网络空间,减少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出一份力。
研讨会最后环节,由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执行主任史湘莹博士总结发言。她表示,本次研讨会搭建了多方对话交流的平台,将学术研究成果和在地实践相结合,整合各方经验,为推进国家公园的社区协调发展,促进生态价值转化提供了案例与思考。她分享了两个感想:第一,“参与和共享”的主题首先一定要发挥社区的主体性和参与性,尊重他们的利益分配和本土文化的传承;第二,不论生态产品还是生态体验,其实都是市场和公益之间的碰撞。因此,如何能在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同时不失去公益性和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贡献,除了产品自身的专业性,也希望能够有国家公园的品牌引导,以及跨界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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